帝国角逐：大唐、阿拉伯、吐蕃中亚争霸半岛体育- 半岛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

2025-12-05 1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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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亚的泽拉夫尚河谷，夕阳洒在穆格山（Mount Mugh）的峭壁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仿佛在诉说一段湮没的往事。公元713年，片治肯特（Panjikent，昭武九姓中的米国）的最后一任国王迪瓦什梯奇（Dēwāstīc）站在山巅，风吹过他的长袍，身后是残破的戍堡。他带领一支起义军，试图在这片险峻的土地上抵挡阿拉伯帝国的铁蹄。他的随从贵族们背负着沉甸甸的王室档案与文书，这些羊皮纸卷上写满了粟特人的历史、贸易记录和绝望的求援信。他们退守穆格山，希望凭借地势与阿拉伯人周旋。然而命运并未眷顾他们。九年后，722年，迪瓦什梯奇在这片峡谷中迎来了最后的战斗，阿拉伯军队如洪水般冲垮了他们的防线，刀光剑影中，这位国王被俘处死，复国希望随之破灭。1933年，苏联考古学家在这片废墟中发现了这些珍贵的羊皮纸卷，统称为“穆格山文书”（Mugh Documents）。2023年，我曾亲赴泽拉夫尚河谷考察穆格山，站在戍堡遗址前，触摸那些风化的石块，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战鼓与哀鸣。

　　就在大唐攻灭东、西突厥两个汗国，成为东亚、中亚霸主时，西方的地平线上已升起一轮烈日。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一股席卷一切的风暴从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的沙丘中爆发。阿拉伯人挥舞弯刀，骑着骆驼，冲向四方。这股浪潮不仅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的命运，更如洪水般涌向中亚、西亚和北非，掀起了河外扩张的壮阔篇章。突厥汗国的余烬未冷，回鹘人还在天山南北寻找新家之时，阿拉伯人的铁蹄已践踏萨珊王朝的宫殿，叩响了草原与绿洲的城门。这是一个征服与碰撞的时代，草原的游牧民族、波斯的帝国遗民与东罗马的边疆守军在这一浪潮中交锋碰撞。中亚的粟特诸国在阿拉伯铁蹄下瑟瑟发抖，频频向宗主国唐朝求援，这些求救之声被记录在《册府元龟》中，成为历史的见证。唐朝作为中亚霸主，却未曾真正伸出援手，留下了冷漠的沉默。

　　四大哈里发开始了四处征服扩张。阿布伯克尔（Abū Bakr）平定叛乱，欧麦尔一世（Umar Ⅰ）则将阿拉伯人的目光投向外域。634年，阿拉伯军队向东罗马的叙利亚进发，636年的雅穆克战役（Battle of Yarmouk）成为转折点。雅穆克河谷遗址出土的铁制箭头、矛尖和盾牌碎片，表明东罗马重装步兵与阿拉伯轻骑兵在此展开激烈交锋。636-637年，卡迪西亚战役（Battle of Qādisiyyah）中，阿拉伯人击败萨珊王朝，战场遗址挖掘出的铁制矛头、陶器残片和马骨残骸，证明了这场战斗的规模与惨烈。十年间，阿拉伯人从半岛游牧民化身帝国缔造者，疆域从阿拉伯半岛扩展到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

　　7世纪中叶，阿拉伯浪潮越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直指河外之地。651年，末代皇帝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Ⅲ）在呼罗珊（Khorāsān）的梅尔夫（Merv，即木鹿）被刺杀，萨珊王朝覆灭。梅尔夫遗址出土的萨珊银币和烧毁的建筑残骸，见证了波斯最后的混乱。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走投无路，投奔大唐，唐高宗封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波斯王，治所在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但随即被阿拉伯军攻克，卑路斯第二次流亡大唐。公元678年，吏部侍郎裴行俭奉命送卑路斯返回波斯复国，但只送到碎叶，卑路斯和一千多名随从在故国东部边疆地区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逗留了超过20年，最终复国无望，在阿拉伯人的不断攻击下，被迫返回大唐终老。

　　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750年）接手征服大业，705年，哈里发瓦利德一世（al-Walid I）任命屈底波伊本（Qutaybahibn Muslim）为呼罗珊总督，开启了河外扩张的高潮。711年，屈底波率军渡过阿姆河，经过铁门攻入布哈拉。2017年，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卡菲尔卡拉遗址的王座室发现了一扇装饰精美的烧焦木门，很可能是通往王座室的大门。门上的雕刻描绘了对女神娜娜的崇拜场景，娜娜被刻画在正中央，威严地坐在狮子宝座上。礼拜者身穿齐膝长袍，裤子外面套着长靴。这座大门可追溯到公元6 世纪上半叶，宫殿的毁灭被归因于公元712年阿拉伯帝国对撒马尔罕的征服。幸运的是，浅浮雕的部分炭化有助于它们的保存。屈底波在撒马尔罕城中建立了阿拉伯驻军和政府管理机构，摧毁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火神庙，修建了一座寺。

　　阿拉伯浪潮冲击中亚时，粟特诸国奋力抵抗。穆格山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书，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实物证据。穆格山位于今塔吉克斯坦泽拉夫尚河谷，上面建有一个城堡，由一个矩形的围墙结构组成（18.5米×19.5米），周围环绕着庭院，东北角的平台上有一座两层建筑。城堡三面都有陡坡保护，只有从一个宽20米到50米、长数百米的台地才能接近。1932年，牧羊人在这里偶然发现了带有粟特字母的篮子。次年，苏联考古学家在此挖掘出81件粟特文件、1件阿拉伯文件、1件突厥文件和8件中文文件，还有400多件其他文物，其中有一块木板制成并覆盖有羊皮纸的盾牌碎片，盾牌的正面绘有粟特装甲骑兵的形象，另一面则绘有豹皮纹样。这些文书记录了片治肯特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德瓦什蒂奇的最后岁月。他曾短暂臣服于阿拉伯人，但屈底波的逼迫让他退守穆格山。德瓦什蒂奇有一封未发出的信：“有一支突厥人和中国人的大军要来。”但那只是他在被阿拉伯军队围城的绝望之中的幻想。遗址出土的烧焦箭矢、破碎陶罐和铁制矛头，证明了当年阿拉伯军围攻穆格山城堡时，粟特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

　　公元719 年（唐开元七年），面临阿拉伯军队进攻的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和俱密国（今塔吉克斯坦卡拉伊洪布）的国王向唐玄宗写信求援。《册府元龟》记载了三封信的具体内容。安国国王笃萨波提（Tughshāda）写道：“臣是从天主领普天下贤圣皇帝下百万重草类，奴在远叉手胡跪礼拜天恩威相，如拜诸天。自有安国已来，臣种族相继，作王不绝，并军兵等，并赤心奉国。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施，令救臣等。”他献上波斯马两匹、拂菻（东罗马帝国）绣氍毹一幅、郁金香三十斤、生石蜜一百斤。俱密国王那罗延（nārāyaṇa）写道：“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康国国王乌勒伽（Ghurak）写道：“臣是从天主普天皇帝下百万里马蹄下草土类。奴……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他献上好马一匹、波斯骆驼一匹、（骡）二头。

　　但唐朝并未派兵援助这些粟特属国，因为青藏高原的吐蕃兴起，牵制了唐朝西北边防军的主力，唐朝在青海、甘肃、新疆甚至四川维持防御，无余力西进对付阿拉伯人。当时唐朝的确有一支军队西进葱岭之外。开元十年（722年），克什米尔的小勃律被吐蕃围困，北庭节度使张嵩派四千余胡汉联军救援。这支军队解围后返回北庭，并未前往河中援助粟特人。德瓦什蒂奇也终于明白突厥人和唐朝人都不会来了。穆格山城堡陷落，德瓦什蒂奇被俘后被处死。

　　在遥远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黄沙中，一卷麻纸静静地诉说着盛唐的故事。那是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一个名叫卜天寿的12岁西州少年，沾墨，用稚嫩的笔迹抄写了《论语郑氏注》。这本抄本出土时，纸边已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辨。在这本“作业”的最后，他还写了一首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这几行字带着童真，仿佛让人们在西州简陋的学堂里看到一个唐代小学生，盼着抄完书能早点回家。这卷抄本如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成为盛唐时期中原文化如春风般吹进西域每一个角落的有力见证。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结束了隋末的纷乱。国力迅速恢复，让唐朝的目光投向了西域。从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到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置，再到安西四镇的战略布局，唐朝通过军事、政治管理与制度建设，将控制力延伸至中亚，四镇的最西是碎叶城。李白就出生在这座碎叶城，5岁随家人经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瓜州）回到中原，他的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对幼年见闻的线月，我通过玄奘夜渡疏勒河的记录和实地考察，确定了李白“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关址。向南望是“几千重”的截山子，北面不远处是玄奘夜渡的疏勒河，河的北边是近四百公里的黑色戈壁莫贺延碛，“春风不度玉门关”完全写实6。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其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诗中烽火连天，马迹难寻，就是唐玉门关的真实写照，展现了唐军驻守西域的艰辛。唐朝在西域的军事驻防与政治经营，不仅巩固了统治，还推动了丝路的繁荣。开元年间，中央每年作为军饷流向西域的丝织品估计超过100万匹，成为西域与中亚的重要通货，商旅往来不绝，盛唐的威严在黄沙与绿洲间熠熠生辉。

　　唐朝初年，西域局势动荡，东突厥、西突厥与高昌各据一方。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前哨。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漠北归附。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灭高昌，在今吐鲁番设西州都护府，同年九月，又设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交河故城所在地出土的唐代铜币与铁制矛头，见证了这段历史。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击败焉耆，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设四镇：龟兹、焉耆、于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

　　碎叶遗址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其确定的过程很有戏剧性。早在100多年前，著名法国学者沙畹（Chavannes）就认定碎叶在楚河河谷中的托克马克附近。1960年，英国学者杰拉德克劳森（Gerard Clauson）根据苏联的考古资料，明确提出楚河河谷中的古城遗址阿克贝希姆就是唐朝碎叶城。1982年，此地出土了一尊石刻人像，基座残存有汉字“□西副都□碎叶十姓使上柱国杜怀□”，湮灭消失的三个字是“安”“护”“宝”。其中提及的杜怀宝，《书王方翼传》中有他的记录：“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杜）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此段史料更明确无误地记录了碎叶城由唐朝将领王方翼修筑，建成后，杜怀宝又再次镇守碎叶。这尊石刻雕像，是证明阿克贝希姆是唐碎叶城的重要佐证。碎叶城还有一座大云寺，它曾作为唐朝交河公主的故宅。交河公主是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也是唐朝异姓和亲公主。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封她为交河公主，嫁给突骑施的苏禄可汗。大云寺，则是武则天政治造神的产物，她为了论证“以周代唐”的合法性，下令在全国各地建造多座大云寺，碎叶的这座应该是大唐版图最西的大云寺，此足证唐朝曾在此实际统治管理。

　　我曾两次去过碎叶进行丝路精准复原考察，当站在碎叶城遗址的高台上，整个楚河河谷尽收眼底，南边是巍峨的天山，北边是西流的楚河，扼守于此，就可以控制龟兹-勃达岭-热海-怛罗斯-石国的交通要道。高台上有多个房间遗址，当年高仙芝率大军驻扎于此，想必也是住在其中某间。碎叶以东不远处就是喀喇汗国和西辽的都城八剌沙衮（虎思斡鲁朵），现在还留存着宫殿、陵墓遗址与高大的布拉纳塔。从碎叶再西行就是怛罗斯，然后丝路开始转向南，到达河中地区粟特人昭武九姓国中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一带），与丝路中道汇合。

　　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新罗僧人慧超由西域东返，留下了对安西都护府珍贵的个人观察：“又从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捉……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即是汉国兵马大都集处……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足汉军马领押……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龟兹是安西都护府的驻地，由安西军主力驻守，兵马集中，于阗也驻守有唐军，足见唐朝驻防严密。慧超走的就是唐代丝绸之路南道的路线，由护密（又作胡密，位于瓦罕谷地）向东经过波谜罗川到达石头城，这也是近100年前玄奘从葱岭东归的路线，以及几十年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行军路线。

　　北庭都护府巩固了唐朝对天山以北的统治。670年，唐高宗在庭州（今新疆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设置北庭都护府。北庭故城遗址出土了唐开元通宝、铁铠甲残片、各类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等，表明此地曾有唐军驻防。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增设瀚海、天山等军。天宝十三年（754年），岑参重新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他的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既写实又充满浪漫色彩，反映了北庭边防军的生活：“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唐朝在中亚的政治措施以军事为基，辅以羁縻制度。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四年后，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府，统辖八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在吐火罗立碑记述此事。唐朝册封西域国王为都督，在葱岭以西的中亚，设置月氏都督府、康居都督府、波斯都督府等。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考古遗址就在撒马尔罕，考古发现了身兼康居都督的康国国王拂呼缦（Varkhuman）宫殿遗址，四面墙体保存尚好。北墙绘唐高宗狩猎场景，骑马持弓，追逐野兽，周围有随从与猎犬，服饰华丽；还绘有武则天泛龙舟，舟上旗帜飘扬，武则天端坐中央，周围侍女撑伞，舟旁水壁路障，一派盛唐气象。西墙绘唐朝使者身着汉服，和其他国家使者拱手向粟特国王拂呼缦致礼。南墙绘有两位康国的显要人物骑在骆驼上，还有四只鹅，保存相对较好。这些壁画是用蓝色的青金石粉涂绘的，历经1300 多年都不褪色，线条流畅，反映了唐朝的威望与粟特的归附。

　　唐朝对丝路的控制依赖烽燧与关隘的严密检查。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过所显示，商旅需持过所通行，官员检查货物、人员与牲畜。文书中记载粟特商人石染典（Zhemat-yan），732-733年间，他持过所从瓜州经敦煌至伊州（今新疆尔自治区哈密市），再西行龟兹，路线与玄奘类似。文书记录从瓜州到敦煌途中四次勘验：三月十九日两次、二十日一次、二十一日一次。石染典带了一队商人、一名奴隶、十匹马，返程时买了一匹马（花了18匹大练）和一头骡子，持市券证明交易，只要通行即可。这种贸易，十匹马拉货，买卖牲畜增收。

　　从疏勒西行，唐军进入帕米尔高原，地形陡然变得险恶。队伍翻越青山岭（喀什卡苏山口）、青岭（托里亚特山口）、不忍岭（齐奇克里克山口）三座山口，抵达葱岭守捉。石头城遗址出土的唐代烽燧残迹和铁箭头，见证了唐军的驻守。随后，唐军继续西进，进入波谜罗川。一个世纪前的玄奘曾描述此地“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唐军在此遭遇飞雪和砾石，行军艰难，每日仅能前行十余公里。

　　连云堡之战后，高仙芝挥师南下，翻越勃罗吉尔山口（海拔3841米）和坦驹岭（今达尔科特山口，Darkot Pass，海拔4611米）。为安抚军心，他派二十名骑兵伪装成当地胡人，谎称前方已无敌军。唐军顺利切断娑夷河（今吉尔吉特河）藤桥，阻断吐蕃援军，最终兵不血刃占领小勃律首都孽多城（今吉尔吉特），俘获国王及王后。唐朝在此设归仁军，驻军千人，稳固了西域防线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内部动荡，边疆防务空虚。763年，吐蕃趁机大举进攻，攻入长安，短暂占领，河西走廊随之失守。河西走廊的丧失切断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安西四镇和北庭都护府成为孤悬边陲的堡垒。失去河西走廊后，西域唐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补给断绝，兵力不足，他们只能依靠当地资源和意志苦撑。吐蕃则步步紧逼，逐步蚕食西域的唐军据点。西域的唐军并未立即崩溃，他们在绝境中坚守了四十多年，书写了一段悲壮的抗争史。

　　781年（建中二年），西域唐军迎来了短暂的喘息。驻守北庭的李元忠（即曹令忠）与安西的郭昕遣使借道回鹘返回长安，向唐德宗报告西域局势。唐廷对他们的忠诚深感欣慰：“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北庭大都护，以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诏曰：北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已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这两位将领，带着西域孤军的血泪坚守，换来了朝廷的认可。两年后，从印度返国的僧人悟空（车朝奉）基本沿着玄奘东归的路线回国，到达塔里木盆地已是建中坦驹四年（783年），吐蕃切断河西走廊已经20年，发现疏勒、于阗、据瑟得城、龟兹（屈支）、焉耆仍由唐安西军镇守。他在龟兹城停留一年，拜会了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以及龟兹国王白环，然后又去北庭，见到了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正好遇见朝廷派来的四镇、北庭宣慰使中使段明秀。贞元五年（789年）九月十三日，悟空与本道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段明秀使入朝。当时河西走廊已经断绝，所以他们取道蒙古草原的回鹘路迂回入朝，于贞元六年（790年）二月才回到长安。悟空的记录极为珍贵，这是唐安西、北庭留在后世的最后目击记录。

　　悟空刚刚离开，贞元六年（790年）五月，回鹘援军与吐蕃交战失利，回鹘汗国的宰相颉干迦斯非但未能守住北庭，还不断勒索庭州百姓。民不堪扰，庭州百姓举城投降吐蕃，杨袭古率2000残兵逃奔西州。颉干迦斯卷土重来，率5万回鹘军联合杨袭古反攻庭州，却被吐蕃联合葛逻禄和白服突厥的联军击败。杨袭古在回鹘牙帐中被诱杀，西州随之陷落。同年，陇右十八州全境落入吐蕃之手，随后最早的安西四镇——龟兹、疏勒、焉耆、于阗也相继沦陷。安西出土的吐蕃文书以及米兰遗址的吐蕃城堡，正是这一时期吐蕃统治的痕迹。虽然回鹘后来重返战场，与西域唐军残部奋力反击，西域重镇几度易手，但唐朝的统治已无力回天。据推测，安西四镇最终于808年完全失陷，北庭则被回鹘占据，末代安西都护郭昕或许最终殉国，此时距河西走廊被切断已经过去45年。

　　葱岭之外的巅峰对决清晨的怛罗斯河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之中，静静流淌的河水反射着初升的朝阳。宽阔的河谷平原上，一边是唐军安西都护府精锐部队整装列阵，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将领高仙芝纵马巡视，神色凝重而坚毅。另一边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的骑兵，铁甲泛着寒光，黑色的战旗在晨曦中如鹰展翅。这是“黑衣大食”军团，他们的将领齐亚德伊本萨里（Ziyad ibn Salih）麾下兵士如潮水般集结。两支强大的军队隔河对峙，战马喷鼻，刀枪闪烁，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息。

　　怛罗斯战役的直接导火索，是一起发生在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的事件。石国原本是唐朝的属国，但据唐史记载，该国“无蕃臣礼”，有背叛朝贡之嫌。天宝九年（750年）左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奉命西征石国，名义上是“讨不臣”。石国王见唐军来势汹汹，请求投降求和，高仙芝表面允诺接受投降。石国开城后，高仙芝却违背承诺，突然发难攻占石国都城，“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石国国王被生擒，押解到长安处斩，以夸耀军功。高仙芝攻打石国的残酷行径震动了整个中亚。石国逃脱的王子愤而向西求援，投奔阿拔斯王朝请求出兵相助。

　　对于阿拔斯王朝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趁机报复唐军染指中亚之举，又能彰显对附属盟邦的保护，以巩固自身威望。呼罗珊总督阿布（Abu Muslim）随即调集兵力，命大将齐亚德伊本萨里率军东进增援。唐军在石国大开杀戒的消息也迅速传遍西域，昔日亲唐的西域诸国对高仙芝此举颇为不满，唯有与石国有仇的拔汗那国（Ferghana）支持唐朝。高仙芝意识到局势严峻：阿拔斯王朝决心兴师问罪，中亚各国人心惶惶，唐在西域的威信受到挑战。他深知与其坐等大食军队步步逼近，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挫其锋芒。于是，高仙芝当机立断，迅速集结唐军和属下藩部兵马，准备迎击西来的阿拉伯大军。这场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之间的战争由此一触即发。

　　高仙芝率领安西军主力驻防在龟兹一带。接到石国求援于大食的情报后，他火速整军备战，从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出发，长途奔袭西进。岑参记录了此次大战：“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湖沙奔茫茫……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初夏出师，盛夏到达战场。高仙芝率大军深入七百余里（从碎叶开始计程）。从安西到怛罗斯，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征途。100多年前，玄奘法师也曾翻越凌山，沿此路前往天竺取经；近800年前，西汉名将陈汤远征匈奴郅支单于，行经同一条道路。如今，高仙芝率领安西军重走这条古道。此次战役的亲历者杜环在《经行记》中写道：“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罗斯。”这段文字勾勒出了唐军的行军路线：从龟兹出发，翻越天山别迭里山口，途经热海、碎叶川（即楚河，Chu River），最终抵达怛罗斯城，这也是从安西前往碎叶的常规路线。怛罗斯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一带，是一个战略要地，是丝路天山北道转向河中的转折点。

　　唐军西征的同时，阿拉伯方面也在紧锣密鼓地调动军队迎敌。呼罗珊总督阿布派出的援军由名将齐亚德伊本萨里统率。这支军队主力是来自呼罗珊和中亚各地的阿拉伯与波斯士兵，其中包括常驻中亚的阿拉伯正规军，以及号召盟友提供的附属部队，阿拉伯军队的规模可能与唐军相当，甚至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中国、阿拉伯史料都没有记录。据后世阿拉伯史料记载，此战唐军有10万，明显夸大了数量。阿拉伯军的路线大致是从呼罗珊出发，越过阿姆河进入河中地区，经撒马尔罕向北，经塔什干奔向怛罗斯，这也是丝绸之路的常规路线多年前的玄奘由此反向南下。

　　公元751年盛夏，怛罗斯河谷迎来了震撼古今的大战。根据《资治通鉴》，怛罗斯之战持续五日之久，但作战的细节唐朝与阿拉伯双方都没记载，一切描述，包括网络上的信息和相关论著都是凭空想象。唐军步兵纪律严整，装备精良，依赖强大的弓弩火力和重骑兵冲锋，主要使用明光铠、长槊、唐刀等武器，擅长阵列作战。阿拔斯军则以机动作战、骑兵灵活性著称，装备复合弓、锁子甲、鳞甲，结合波斯、粟特战术，擅长远程骚扰与突袭。但阿拉伯方面配备的阿拉伯马和单峰骆驼明显占据优势。

　　激战到第五天，战场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唐军阵营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倒戈，葛逻禄骑兵骤然调转矛头，向身边毫无防备的唐军后阵发起进攻。葛逻禄部的叛变令高仙芝猝不及防，一时间，唐军腹背受敌，士兵阵脚大乱，阿拉伯军趁唐军混乱之际全线反扑。唐军主力已溃不成军，将士死伤惨重，“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曾和高仙芝一起远征小勃律的大将李嗣业见大势已去，要求撤军，“驰守白石岭”。在李嗣业坚持下，原想第二天整军再战的高仙芝决定突围，他和李嗣业、别将段秀实等收拢数千残兵，拼死向南方费尔干纳盆地方向杀出一条血路，因为进军路线走的是一马平川的天山北道，无法摆脱阿拉伯骑兵追击，而南方是天山山脉（白石岭），山路险峻，利于后卫部队阻击敌人骑兵追击。

　　怛罗斯战役是大唐帝国自建立以来在外战中遭遇的惨痛失败。总结唐军战败的原因，首要的便是盟友叛变。葛逻禄部在战场上临阵倒戈，令唐军腹背受敌，这是唐军兵败的直接导火索。原本势均力敌的较量因盟军倒戈瞬间失去平衡，唐军上下陷入恐慌。而葛逻禄之所以背叛，一方面出于自身在中亚建功立业的野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唐朝远征军对部族离心缺乏防范。在高仙芝此前的筹谋中，他可能过于轻信葛逻禄的忠诚，没有意识到利益驱使下盟友会变脸。用人失察成为兵败的重要原因。其次，后勤与地利劣势使唐军处于不利地位。高仙芝远征七百里外深入敌境，补给线漫长且脆弱，长期作战导致粮草箭矢渐趋短缺，而阿拉伯军队背靠本土，在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上更有优势。此外，唐军将士长期跋涉后对陌生环境不甚适应，水土不服和疲劳也削弱了战斗力。反观阿拉伯军，他们据守城池，以逸待劳，占尽地利人和。唐军未能在前几日迅速取胜，战局拖长便对己方愈加不利。中亚人心向背的因素也不可忽视。高仙芝攻陷石国时的大肆屠戮，导致西域诸国对唐朝离心。在怛罗斯之战中，唐军除拔汗那国外几乎得不到其他西域国家的支援，反而阿拉伯方面得到不少粟特人和其他部族的协助。这使唐军在外交和情报上都处于劣势，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高仙芝的骄盈轻敌也许也是因素之一——早年连战连捷让他低估了阿拉伯人的战斗力和游牧盟友背叛的可能性，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葛逻禄部成为此战最大受益者之一。战后，葛逻禄人趁唐军溃退和阿拉伯无暇东顾之机，迅速占据了碎叶、怛罗斯一带要地，大量原西突厥遗民归附葛逻禄。葛逻禄部通过背叛唐朝成功在中亚“创业”，建立起日后喀喇汗国的雏形。唐与阿拉伯两强相争，渔翁得利的却是草原部族。而对于唐朝，怛罗斯惨败虽令帝国元气受损，但并未使其立即丧失对西域的控制。战后次年（752年），西域的昭武九姓诸国尚派使者上表，请求与唐朝同心击退“黑衣大食”。怛罗斯之战后的第三年，公元753年，接替高仙芝职务的封常清率安西军再一次翻越葱岭，攻破吐蕃的属国大勃律（今巴基斯坦北部的斯卡杜），说明唐朝仍然保持了葱岭之外的军事投送能力，而且安西军的主力实力仍在。755年，安史之乱在内地爆发，唐朝无暇西顾，大量西域驻军主力东调平乱，安西军在李嗣业率领下“万马救中原”，再也没能返回西域，而留守的安西军则孤军坚持45年，安西最终陷落于吐蕃。

　　怛罗斯战役除了政治军事影响外，还在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一笔传奇。相传此战中唐军有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被大食俘虏，其中包括精通造纸术的工匠。他们被押解到撒马尔罕等地，将中国的造纸技术传授给了当地人。从此，纸这种廉价易用的书写材料逐渐在中亚乃至阿拉伯世界传播开来，并最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欧洲。这一传播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欧洲告别了昂贵笨重的羊皮纸，迎来了纸张革命。因此，很多历史论著将怛罗斯之战誉为“纸的传播之战”。当然，也有一些质疑：早在怛罗斯战役之前，纸张可能已通过商贸传入中亚。比如考古证据显示，3世纪时粟特人就已使用纸张通信；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指出，650年前后纸就传到了撒马尔罕。这些证据表明，造纸术西传并非完全始于怛罗斯之战，但纸的使用与纸的制造还不是一回事。可以想见的是，唐军工匠的被俘和技术外传，极大加速了中亚造纸业的发展。撒马尔罕此后建起了著名的纸坊，阿拉伯人改良了中国造纸术，生产出质地上乘的“撒马尔罕纸”。到9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书籍开始普遍用纸书写，这与怛罗斯之战后技术的传播不无关联。除了造纸术，此战还间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很多史家将怛罗斯战役其视作东西方文明的一次重大碰撞，认为此役决定了中亚地区此后归属文化圈而非中华文化圈；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怛罗斯之战在唐朝和阿拉伯的宏观历史中只是一次边境冲突，毕竟唐朝失去西域主要还是因为内乱，而非一场战役的输赢；阿拉伯获胜后也并未大举东侵。此后几个世纪里，中亚逐渐从信奉祆教、佛教转向信奉教，成为文明和突厥文化的融合之地。葛逻禄等突厥部族后来也改宗教，建立了新的王朝。再未有中原王朝染指西域以西。怛罗斯河静静流淌，仿佛在诉说那段尘封的往事。唐军的铁甲早已锈蚀于地下，黑衣大食的战旗也飘逝于风中。但751年那个夏天的厮杀与变局，仍回响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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